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底层,自幼看尽人间的苦难,深知底层百姓的不易。因此当他君临天下之后,就非常重视轻徭薄赋,与民休养生息。

据相关统计,唐、宋、元、清四个朝代的农业税率大约都在7%左右,而明朝的农业税率却始终保持在4%以下,明末时甚至低于2%,例如洪武初年的农业税为每亩交2-4斗,后又减少至每亩交1斗,也就是10公斤左右,可谓非常之低了。

明朝万历初年的税赋收入合计约2217万两白银,而北宋宋真宗时期的国家财政收入高达1.6亿两,清朝光绪年间每年的税收也达8000万两,也就是说明朝一年的税收仅为宋朝的1/8和清朝的1/4,这也使得明朝成为了历史上税赋最低的朝代。

造成明朝税赋较低的原因,除了农业税率较低,明朝的商业税率同样低得可怜。明初所定商业税率仅为3.3%,后又降至1.5%左右。在万历初年2217万两国家财政收入中,包括盐税、茶税、市舶税、通过税、营业税在内的商业税总额不过才340万两。商业的不发达以及商税税率极低,正是明朝国家财政收入大大逊色于宋朝和清朝的重要原因之一。

即便是如此低的税赋,明朝政府也常常不能保质保量完成。随着明朝中后期,以皇族、王公、勋戚、宦官为代表的大地主阶层大肆兼并农民土地,大量农民从土地流失,而大地主阶层又利用手中特权千方百计少交税甚至不交税,于是随着人口和田地的增加,明政府的税收收入竟然不增反降,而国家的财政支出却在不断攀升,明政府很快就陷入了入不敷出的财政困局。

统治者既不愿通过增加农民负担增加税赋,就只好在商业税上有所作为,结果招来了文官们的大肆攻击。明朝的文官集团大多是地主兼任工商业者,他们逐渐沦为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利益代言人,正是在他们的极力“建议”之下, 万历皇帝将商业税率降低至了1.5%。

万历二十七年,在国家财政实在艰辛的情况之下,万历皇帝派出了矿监税吏去收矿税,希望借此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此举立刻引来文官集团排山倒海的指责,其中高攀龙的《上罢商税揭》、李三才的《请停矿税疏》、叶向高的《请止矿税疏》和《再请止矿税疏》,纷纷把矿税污蔑成横征暴敛的荒唐税政。

文官集团通过手里的一支笔,还广泛发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鼓动他们以暴力抵抗矿税。于是出现了临清市一万多人揪打税使、火烧税署,甚至私自处死了37名税务官员的暴力事件。万历三十年云南也出现了暴力抵抗矿税事件,矿税太监被丢入烈火中焚烧致死,200余名税务人员也惨遭杀害。面对汹涌的“民意”,执政者不得不就商业税做出让步。

回顾整个明朝历史,几乎就是一场皇权与文官集团的税政大战。万历皇帝搬出了张居正,通过变法对抗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明熹宗则祭出了大奸臣魏忠贤,以暴制暴打击庞大的文官集团。但他们都只取得了短时间的成功,一旦瞅准机会既得利益集团就会疯狂反扑,明朝政府就再次陷入捉襟见肘的窘境。

这样的窘境一直延续到崇祯时期,掌管着世界上最庞大最繁荣的国家,崇祯连最基本的辽饷都无力筹措。直到满清掌权时,民间也曾多次抗税,但在清政府的铁血政策之下,这样的抗税行为最终还是低了头。

二、清朝的低税率——英国人眼中的清朝的老百姓每人每年总共只需缴纳0.2英镑的税赋清承明制,清朝的税收制度来源于明代,清初赋税制度沿用明朝的一条鞭法,田赋与徭役合并,统一丈量土地,按亩征银。即按土地每亩征税。按征收每石粮食价值换算银两若干,只征银两,不收谷物。徭役变为赋役,即政府将土地租给农民耕种,依据土地等级的高低征税,下中上三等土地依此征收1-3分。田赋也依据土地好坏的差异征收税银。沙碱地、洼地、山坡及坟地每亩征1-3分,耕地每亩2-4分,园地每亩4分。把土地分成三种类型,每种类型又依次划分等级,保证征税相对公平。在此基础之上清朝免除了一切苛捐杂税以及“三饷”(辽饷、剿饷、练饷均为补贴军饷之用)。

康熙皇帝在位时曾规定,在康熙五十年(公元1711年)后出生的人口不再缴纳赋税,这就是所谓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后来雍正皇帝实行摊丁入亩,取消实行了几千年的人丁税,即把人头税均摊到每亩土地中,丁银税从此废除。

清朝直接向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和自耕农征收赋税。尤其是清代雍正年间推行“摊丁入地”政策后,土地就成了缴纳农业赋税的唯一依据。王业键估计,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各种土地税总额约为5400万两(其中额外附加税约为500余万两)。

据学术界关于清代耕地面积、粮食产量和物价的研究成果,估计乾隆三十一年的农业种植业产值约为12.53亿两,因而大致可知当时土地税(全国平均)约为土地产出的4.3%。

在同时期的英国人眼里,清朝老百姓的税赋实在是轻得令人吃惊。对大清王朝的百姓来说,朝廷的税根本谈不上过度,更谈不上是负担。田税一般按土地产值的几十分之一的地税方式来收取,国外进口税,再加几种对大多数人几乎没有影响的数目更小额税收,平均起来,每个人向国家缴纳的税费每年总共不会超过0.2英镑(4先令)。

此外,清朝百姓享有的另一大优势是他们所缴纳的税是固定的,绝不会因国家的特殊开销而被要求额外缴税。唯一的例外是(在荒年,或旱涝引起的饥荒,朝廷不能储存充足的粮食,在大面积出现饥荒时便无法满足饥民的要求,成千上万的人因断粮而对自己较富裕的邻居采取暴力行动,但是,暴动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改朝换代)。

中国帝王体制所创造出的这些优势在欧美日很多国家是少见的,加上朝廷对农业如此之大的鼓励和支持,中国皇民贫困阶层的生活条件肯定不会象其他国家的那样艰苦。因此,在中国的康熙和乾隆年代,从南到北见不到一个乞丐。

1803年,清朝的朝廷总税收是6600万英镑,其中,军费开支约5000万英镑,国家行政管理费用(含皇室费用开支)约200万英镑,朝廷岁入剩余1400万英镑。1803年的清朝中央政府朝廷官员只有1920人,少得可怜,因此,国家行政管理费用一年200万英镑,就足够了。

到晚清时期,清政府并未对土地赋税政策作重大的改革,不过视财政所需增加一些附加税。由于太平天国农动的冲击,整个咸同时期田赋都难以正常征收,至光绪年间才逐渐恢复。

据刘岳云《光绪会计考》估计,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统计的田赋货币收入约为3100万两,此外仍征收实物漕粮约250万石,合计田赋收入约为3500万两。而1887年的农业产值则为22.30亿两。由此计算,田赋税率为1.6%。但考虑到可能在田赋征收中的额外负担也较严重,各级官吏实际征收的田赋约为统计数的2倍以上,因而实际征收的田赋约占农业产值的3.2%。

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晚清时期田赋占农业产值的比重还低于清代前期。当然,对租种地主土地的佃农而言,需交纳占土地产出一半的地租。这样,如果是出租地,则佃农得50%(包括生产成本在内),各级政府与官吏收入3.2%(其中中央政府控制的财政收入为1.6%),地主所得为46.8%。若是自耕农,可得土地产出的96.8%(假定土地所有者即地主和自耕农缴纳的赋税是相同的,实际情况则有所不同)。

中国农民只需向政府交出收入4.3%的土地税,而日本百姓则要上交土地产出的21.25%。

明治维新也给日本民众带来了巨大的负担。明治维新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对赋税制度作重大改革,主要内容大致有:一、土地税不再以土地的收获量为依据征收实物,而是以地价为依据征收现金。地价核定后是相对固定的。二、土地税率统一为地价的3%,另附征相当于土地税1/3的地方税,两项合计占地价的4%。三、纳税者由过去的土地耕种者改为土地所有者。后由于农民不满,土地税率又降为地价的2.5%,地方税由土地税的1/3降低到1/5,两项合计占地价的3%。

明治维新改革后的名中税赋,那么土地税制改革后,土地税占土地产出的比重大约是多少呢?土地所有者和佃农的负担或收入又如何呢?

据统计,当时每地价为40.80元,产米一石六斗,每石米价为3元,则土地产出为4.80元。需缴纳土地税1.224元,地方附加税0.408元,合计1.63元,为土地价的4%,占土地产出的34%。对出租地而言,佃农需向地主缴纳占土地产出68%的地租,自己所得仅为32%,其中还包括了种子、肥料等约占土地产出15%的生产成本,净收入仅占土地产出的17%。地主所收地租中的一半即34%的土地产出缴纳赋税,所得也为土地产出的34%。自耕农所得则为66%,去除15%的生产成本,净收入约占土地产出的41%。

若按降低后的土地税与附加税占地价的3%计,则每地需交税1.224元,占土地产出的25.5%,其中向中央政府缴的土地税为1.02元,占土地产出的21.25%。土地所有者的负担下降后,佃农所缴纳的地租并未调整。这样,佃农的所得不变,而地主净收入则增至土地产出的42.5%。自耕农所得也增至74.5%,其中净收入约为59.5%。

从以上土地税占农业产值的比重可知,在甲午战争前,日本的土地税率明显重于中国。中国农民只需向政府交出收入4.3%的土地税,而日本百姓则要上交土地产出的25.25%。从税率上,日本农民负担已经是清朝农民的6倍了。

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税入结构中,盐税所占比重高达17.3%,位居税入项的第3位。由于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为每人生活所必需,且每人每年的消费量也大致相等,因此盐税实际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人头税。

由于中国人口90%以上是农业人口,所以盐税实际上也主要是由他们承担的。1908年清朝中央政府整顿盐税后,数额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如把实际征收的土地税和盐税合计,则甲午战前中国农业人口承担的赋税额约为1亿两,占农业产值的比重也接近5%。与之相较,日本民众要上交土地产出的25.5%的税率依旧是其5倍还多。

而在具体数量上,晚清中国平均每个农业人口负担约0.1795两白银,而日本人均承担赋税换算后达到1.67两白银。也就是说每个日本民众所承担的赋税是中国百姓的近10倍。

与日本沉重的税率下还能保证民间社会的稳定,为近代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资金和环境相比,不啻为天壤之别。

与此对比的是,相对负担重得多的日本国民,却没有显示出有更大的痛苦,以及爆发更多的造反。日本对内压榨的严苛令清朝望尘莫及。土地税在两国政府财政收入中的比重和作用也明显不同。甲午年日本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为0.882亿日元,土地税占其中的75.2%。

事实上,从明治维新之初农业税占政府财政收入的80%到甲午年的75%,土地税的规模对日本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按当时汇率约1.5日元合1银两计,日本的农业产值为2.37亿两,中央政府财政收入为0.588亿两,其中土地税收入为0.442亿两。

而当年中国农业产值的规模约为日本的9.4倍,清政府统计的土地税收入仅为日本的77%,仅占当年0.8亿两财政收入的37%。即使按实际征收的0.7亿两的土地税额计算,也仅为日本土地税总额的1.3倍,与农业产值9.4倍的差距相比较,中国土地税的规模确是低水平的。

而事实上,1899年前,地税一直是日本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日本政府正是靠对广大农民的掠夺和榨取,靠长期推行以农养工的政策,才能使日本顺利进行原始资本积累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其榨取的规模和严苛程度,都让同时期的清朝望尘莫及。

但同时,另一个现象却很有意思。清朝的税率不高,全国平均下来,在3%-8%之间,估计5%左右。但现实情况却是政府往往每亩加征2-3厘,都会引起农民和地主的强烈反弹,都会增加社会的不稳定因素。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相对负担重得多的日本国民,却没有显示出有更大的痛苦,以及爆发更多的造反。

据《大清历朝实录》记载的民变,1856~1865年,2332次;1866~1875年,909次;1886~1895年,314次。考虑到《实录》所载主要是上报中央的大案、要案,地方自行处理的案件一般不计;同时,各地方官皆有自保其身、免受责罚的趋利避害行为,上报的案件数必然小于实际发生数,因而依据《实录》统计的数字明显偏低。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最初十年(1868-1878),采取起义形式的农民斗争据统计发生192次,而且大部分直接指向明治政府。此后,第二个十年(1879-1888)的七年内,有记载的农民暴动虽然还有37次,可是大部分已经不是反对政府,而是反对高利贷了。

相对剥削少得多的清朝一方面对于国家财富的聚集能力远差于日本,从而远远无法满足近代化对资金的要求。另一方面,清朝社会却并未因此获得稳定,稍微增加一点的税收就会引起大规模的民变。这使清朝的国力始终只能维持在仅仅足够日常开支的水平上。与日本沉重的税率下还能保证民间社会的稳定,为近代化和对外扩张提供了充足资金和环境相比,不啻为天壤之别。

同样以农业生产和对农民直接征税为财政基础的日清两国,却展现出不同的光景。只能保证低税率且充满了社会动荡危机的清朝面对不但保证了高税率还同时能维持社会稳定的日本,一切已尽在不言之中。清朝最终走向了灭亡,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在农民身上榨取的资金发展了最初的工业和国防,却也是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最终撞得头破血流。